七姑

第一章 七月初七忌夜行

七月初七，戌时三刻，乌云把月亮遮得严严实实，连半颗星星都看不见。

李家村的晒谷场上，十二支白蜡烛摆成一个圆圈，圈子里跪着七个还没出嫁的姑娘。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红嫁衣，梳着同样的发髻，额头都贴着黄符，符纸上用朱砂写着各自的生辰八字。夜风吹过，符纸哗啦啦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纸上面爬。

我站在人群最外面看着这一切，后背的汗毛全竖起来了。

我叫许念安，今年二十四，是江城晚报的见习记者。三天前，我在报社内部的线索系统里翻到一封匿名投稿，标题就四个字——“李家村娶鬼”。

投稿人说自己是李家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，村里最近接连死了三个外来游客，死得都很蹊跷，但警察查完都按意外结了案。他怀疑这事和村里今年要办的“七夕红事”有关，可又说不清楚到底有什么关系，只留了一句：“我们村每隔七年就得办一次，今年刚好是第七年，你们快来查查吧，我怕再不来，还要死人。”

这条线索在系统里躺了快半个月，没一个记者愿意接。原因很简单——李家村太偏了。从江城出发，先坐四个小时绿皮火车到县城，再转两个小时班车到镇上，最后搭摩的走四十多分钟盘山土路，才能看见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。而且这种沾着“封建迷信”的题材，报社本来就不爱碰，怕惹麻烦。

但我不一样。

我是见习记者，转正名额只有一个，跟我竞争的还有两个人。主编私下跟我说，谁能在实习期结束前拿出一篇有分量的独家报道，谁就能留下。我翻遍了线索库，那些油水足、风险小、容易出成绩的线索早被另外两个人挑光了，就剩这条没人敢碰的“娶鬼”。

我没得选。

所以三天前，我背着双肩包，揣着录音笔和相机，一个人摸到了李家村。

来之前我做过功课，知道李家村是明朝万历年间从江西迁来的李姓族人建的，村里至今还留着不少老习俗，比如每年七夕要拜“七姑”，村里没有土地庙，反倒有座“姑婆祠”。我本来以为是妈祖、观音那类民间信仰，没太当回事。

可到了村里我才发现，事情比我想的邪门多了。

首先，李家村没有旅馆，没有民宿，压根没有能接待外人的地方。村干部李有田看见我递过去的记者证，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警惕还是害怕，犹豫了半天，才安排我住到村小学旁边一间废弃的教师宿舍里。那屋子显然很久没人住了，门板上贴着张褪色的门神，门神的眼睛被人用黑笔涂掉了，只剩两个黑洞洞的窟窿。

其次，这村子太静了。我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农村，夏天的村子本该是热闹的——蝉鸣、蛙叫、狗吠、孩子哭、老人咳嗽。可李家村不一样，白天街上几乎看不见人，偶尔有老人坐在门口择菜，看见我走过来就立刻低下头，像是在躲什么。更奇怪的是，我在村里待了三天，连一声狗叫都没听见过。后来我忍不住问李有田，他含糊其辞地说村里人不养狗，因为“姑婆不喜欢”。我问姑婆是谁，他摆摆手，不肯再说了。

第三件事，也是最让我心里发毛的——我在村后山一条干了的水渠里，发现了三辆被烧毁的摩托车。车架锈得不成样子，但我仔细辨认过，其中一辆的车牌还能隐约看见“C”开头的字母，那是江城下辖县区的摩托车牌照代码。我拍了照，回村后试探着问李有田，他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支支吾吾说可能是前两年偷车贼把赃车丢在那儿的。

偷车贼会跑到离最近镇子四十多公里、连柏油路都没通的深山村里丢赃车？

我没追问，但心里已经有了判断——那三辆摩托车，多半就是那三个“意外死亡”的外来游客留下的。

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，七夕节。按投稿人的说法，今天就是李家村“娶鬼”的日子。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场民俗活动——敲锣打鼓、烧香拜神、舞龙舞狮，跟别的地方中元节祭祖差不多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看到的会是这样一幅场景。

晒谷场在村子东头，紧挨着一座灰扑扑的祠堂，那就是“姑婆祠”。祠堂不大，青砖黑瓦，门楣上挂着块斑驳的木匾，写着三个字——七姑庙。庙门紧闭，门缝里透出隐隐的烛光，看不清里面供的是什么。

祠堂正前方摆着一张香案，香案上铺着红布，红布上放着三个盖着红盖头的东西，大小不一，看轮廓就能认出来——左边是一只鸡，中间是一个猪头，右边是一只整羊。

三牲。这是古代祭祀天地才用的规格。

李有田站在香案旁边，今晚他穿了一身黑色对襟褂子，胸口别着朵白花，表情肃穆得近乎僵硬。他身后站着十二个年轻后生，清一色黑短褂，每人手里举着一支白蜡，站得笔直，像是在给什么人守灵。

圈子里的七个姑娘已经跪了快半个小时，膝盖下面是硬邦邦的水泥地，可没人动，也没人出声。符纸遮住了她们的脸，我看不清她们的表情，但我注意到最左边那个姑娘，肩膀在微微发抖。

“李村长，”我压低声音走到李有田身边，“这到底是在干什么？”

第二章 花魁娘子莫要怕

李有田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目光直勾勾盯着姑婆祠紧闭的大门，嘴唇动了动：“许记者，我劝你现在就回屋去，把门关好，不管听见什么声音都别出来。”

“我问你这是在干什么。”

“你管不了的事。”他声音很轻，但我听出了一种说不出的疲惫，“这是我们李家村的债，欠了三百年的债，必须还。”

我还想再问，突然听见一个苍老的女声响起。那声音是从姑婆祠里面传出来的，沙哑、尖细，带着一种让人浑身不舒服的颤音，像是指甲划过硬玻璃。我费了半天劲才听清她唱的是什么——

“七月七，天门开，七姑下凡选花魁。花魁娘子莫要怕，红轿抬你进山来。”

这调子反反复复唱了三遍，每唱一遍声音就高一度，到第三遍的时候已经尖得不像人声了，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鸟在垂死嘶鸣。我听得头皮发麻，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。

然后，姑婆祠的门开了。

一个老太太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她太老了，老到脸上的皱纹叠在一起，像是干涸河床上裂开的泥块。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对襟袄，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抹额，抹额正中间镶着一块白色小圆片，我仔细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——那是一枚古钱币，铜锈斑斑，隐约能看见“嘉庆通宝”四个字。

老太太手里端着一个黑色陶盆，盆里盛着半盆暗红色的液体，稠得像凝固的血。她颤颤巍巍走到香案前，把那盆东西放在三牲中间，然后转过身，面对着跪在地上的七个姑娘。

“时辰到了。”她的声音像破风箱一样漏着气，“七姑要挑人了。”

李有田使了个眼色，那十二个举着白蜡的后生同时吹灭了手里的蜡烛。晒谷场上瞬间暗了下来，只剩姑婆祠门缝里透出的一点微弱烛光，在黑暗里像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。

我下意识去摸口袋里的手机想打开手电筒，可手指刚碰到屏幕，就听见一声尖叫。

是跪在最左边的那个姑娘。

她的身体猛地绷直了，两条胳膊僵直地垂在身体两侧，十根手指以一种诡异的弧度向外翻着。她的头开始剧烈晃动，幅度大到我以为她的脖子要断了，可她脸上的符纸却纹丝不动地贴着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按住了一样。

然后她倒了下去。

不是瘫软，不是晕倒，是像一根被砍断的木桩一样直挺挺倒下去，后脑勺磕在水泥地上，发出沉闷的一声响。旁边的姑娘们吓坏了，有两三个人想站起来，可膝盖刚离开地面，就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一样，重新跪了回去。

那个老太太端着黑陶盆走到倒地的姑娘身边，蹲下去，用手指蘸了蘸盆里的暗红色液体，在姑娘额头上的符纸上画了一个我看不懂的符号。画完之后，她站起来，对着姑婆祠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，用一种完全不像她这个年纪能发出的、中气十足的声音喊道：

“七姑开眼，选定了——第七女！”

李有田的脸在那一刻变得惨白。他猛地转过头看向我，嘴唇哆嗦着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那个倒地的姑娘突然坐了起来。

她的动作太快了，快得像一个被线提起来的木偶，上半身直直弹起来，和地面呈九十度直角。贴在她额头上的符纸飘落在地上，露出了她的脸。

我离她有十几米远，可借着祠堂门缝里透出的微光，我看清了她的表情。她的眼睛闭着，嘴角却向上弯着，弯的弧度非常标准，标准得像是有人用手指捏着她的嘴角往上提。

那是一个微笑，一个完美的、对称的、让人看一眼就起鸡皮疙瘩的微笑。

老太太把黑陶盆里的液体倒在姑娘面前的地上，暗红色的液体在地面上洇开，慢慢渗进水泥地面的缝隙里。然后她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刀，锋利的刀刃在黑暗中闪过一丝寒光。

我几乎是本能地冲了上去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老太太转过头看着我。她的眼珠是灰白色的，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翳，可我知道她能看见我，因为她笑了。那个笑容跟她身后倒在地上的姑娘一样，嘴角以一种诡异的弧度向上弯起，眼睛里却没有一丝笑意。

“外乡人，”她用那种漏风的声音慢慢说，“你的手，怎么这么凉啊。”

我愣住了。然后我才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——她的手才是凉的。我抓着她的手腕，那触感不像活人的皮肤，像握着一块在冰箱里放了一整夜的生肉，冰凉、僵硬，没有一丝温度。

我下意识松开手，往后退了两步。

老太太没再看我，她蹲下身，撩起那个姑娘的衣摆，剪下了她里衣的一角，又剪下了她的一小撮头发，把布片和头发一起放进一个红色锦囊里。做完这一切，她站起来，对着那十二个后生挥了挥手。

“送姑娘回屋，明天酉时，七姑的花轿来接人。”

两个后生上前架起那个还在“微笑”的姑娘，半拖半拽地把她带走了。剩下的六个姑娘也被各自的家人领走了，她们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——没人摘掉脸上的符纸，家人们也没伸手去摘，好像那张黄纸是什么碰不得的东西。

晒谷场上很快就空了。李有田还站在原地没动，那个老太太已经转身往姑婆祠里走了，她的背影融进门内的烛光里，像一滴水落进深潭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

“李村长，”我拉住李有田的胳膊，“我需要一个解释。”

他慢慢转过头看着我。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复杂的、我从未见过的神色——有恐惧，有无奈，有认命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像是赎罪一般的解脱。

“许记者，”他说，“你今晚看到的，一个字都别往外写。”

“如果我非要写呢？”

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了。然后他伸出手，指了指姑婆祠门楣上那块木匾：“你知道‘七姑’是谁吗？”

“你说。

”李有田顿了顿，喉结滚了两下，像是在斟酌措辞，又像是在掂量说出来的后果。末了他长叹一声，摸出一包捏得皱巴巴的烟盒，抖出一根叼在嘴边，连着按了三次打火机都没燃——我这才看清，他的手正不受控制地发颤。“这七姑庙里供的哪里是神，”他把没点燃的烟吐到地上，声音哑得像砂纸蹭过铁皮，“是个死人。”“什么死人？”“咱们李家村三百年前的老祖宗，”他抬眼望着姑婆祠的方向，眼神空落落的，“老祖宗的第七房小妾。”我刚要追问，晒谷场南边的夜空突然劈下一道闪电。那闪电是诡异的血红色，像一道裂开的伤口，把半边夜幕都染成了暗红。紧接着，姑婆祠里飘出一声轻笑。是年轻女人的声音，脆生生的，甜得像浸了蜜。可李有田听到这笑声，脸瞬间白得像张糊纸。他猛地攥住我的手腕，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。“今晚别合眼，”他咬着牙，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“等明天酉时一过，你就走，再也别踏回李家村半步。”说完他松开手，跌跌撞撞地走了，那背影看着像在躲什么追命的东西。我独自站在空荡荡的晒谷场上，姑婆祠的烛火还在门里晃，忽明忽暗的，再也没传出别的声响。我低头看向刚才那姑娘倒下的地方，水泥地上留着一滩暗红的印子，形状像一朵开得狰狞的花。风卷着一股甜腥气吹过来，我打了个寒颤，转身往住的地方走。回去要经过村小，学校放了暑假，铁门上挂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。月光不知何时从云后钻出来，冷清清地铺在操场上，我瞥见操场中央的旗杆底下摆着什么东西。走近几步，隔着铁门栅栏往里瞅——旗杆下的水泥地上，整整齐齐摆着七双红绣花鞋，鞋尖朝外，鞋跟朝内，绕成了一个规整的圆。每双鞋的侧面都用金线绣着同款花，那花我从没见过：没有花蕊，只有六片细长花瓣，瓣尖全向内卷着，像一只只蜷起来抓东西的手指。我后背一阵发紧，掏出相机拍了两张，赶紧快步回了住处。关上门的瞬间，我扫了眼门板上贴门神的位置——那门神脸上两个黑窟窿，看着比白天深了不少。我把门锁反锁，挨个检查了窗户，才坐在床上喘匀气。来之前我不是没做过心理准备，可今晚撞见的一切，早就超出了我对“民俗活动”的认知。姑婆祠、七姑、三百年前的七姨太、黄符纸、红嫁衣、绣花鞋……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转得飞快，拼出一个模糊又吓人的轮廓。我得弄清楚几件事：三百年前李家村到底出过什么事？所谓的“七姑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那些绣花鞋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？还有明天酉时的“花轿”，要把今天那个姑娘送到哪里去？我翻出包里的笔记本电脑想查资料，可手机和电脑都没信号。李家村在地图上几乎是个信息死角，唯一的固定电话在村委会，李有田铁定不会让我用。**我靠在床头，把今晚拍的照片翻出来看。手机屏幕在暗里泛着冷白的光，案上的三牲供品、端着黑陶盆的老太太、倒在地上嘴角带笑的姑娘……翻到那七双绣花鞋时，我的手指顿住了。我把照片放大，盯着鞋上的金线刺绣看。六片内卷的花瓣，没有花蕊——这图案我在哪见过。想了好半天，我突然记起来：今天下午在村里闲逛，路过一户人家的院门，看见门墩上刻着个模糊的花纹。当时没在意，现在一想，那花纹跟绣花鞋上的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花在李家村随处可见，它不是普通装饰，是个符号。它到底代表什么？我正想得入神，突然听见门外有脚步声。很轻，很慢，像有人光着脚踩在地上。脚步声从走廊那头过来，一步一步，越来越近，到我门口停住了。我屏住呼吸，死死盯着门板。门缝底下透进一道细细的月光，我看见那道光被什么东西挡住了——门外站着一双脚。那脚的颜色不对，不是活人的肤色，是泛着青灰的惨白，像白纸糊出来的。那双脚站了一会儿，开始动。不是转身离开，是顺着门缝的方向，往我窗户那边挪。我听见脚步声绕到屋子侧面，停在了窗外。窗帘拉得严实，我看不见外面的情形。但我知道，有“东西”正站在窗外，隔着一层薄窗帘往屋里看。我攥紧手机，后背贴紧墙壁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时间像被拽得很长，每一秒都熬得人喘不过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像有什么东西贴着墙根爬。接着脚步声又响起来，这次是往另一个方向走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彻底融进了夜色里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冷汗把衣服都浸透了。缓了好一会儿，我才站起来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。月亮又躲进了云里，外面黑得什么都看不见。但我注意到窗台上多了一样东西。是一小撮头发。黑的，细软的，用红丝线扎着，端端正正摆在窗台正中间。我想起那老太太从姑娘头上剪下的头发，她把头发放进了红锦囊里。而现在，同样用红丝线扎着的头发，出现在我的窗台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警告？还是某种我不懂的仪式？我把窗帘拉好，退回床边坐下。墙上的老挂钟指着凌晨两点十四分，离天亮还有快三个小时。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乱成一团，但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是个记者，记者的本能就是在混乱里找线索，在恐惧里挖真相。我开始整理已知的信息。第一，李家村每七年办一次“七夕红事”，这所谓的红事其实是选妻——从村里没出嫁的姑娘里挑一个，献给所谓的“七姑”。第二，“七姑”的真实身份是三百年前李家村某位老祖宗的第七房小妾，但具体是谁、发生过什么，现在还不清楚。第三，村里不养狗，家家户户门墩上刻着同款六瓣内卷花，小学操场摆着七双绣花鞋，我窗外有人留了头发——这些事之间肯定有联系。第四，也是最关键的：三年前、或者更早，至少有三个外来者死在李家村，他们的摩托车被烧了丢在水渠里。这些人是谁？为什么会死？他们的死跟“七姑”有关吗？我需要答案。但我也清楚，如果明天酉时之前我查不出真相，那个被选中的姑娘就会被花轿接走，而她要去的地方，说不定比死还难受。我睁开眼，目光落在床头柜上的一沓打印资料上。那是我来之前做的功课，从网上下载的李家村历史资料，有县志摘录、族谱残页，还有几篇民俗学论文的片段。之前没细看，现在反正睡不着，不如翻一翻，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东西。我拧开台灯，暖黄的光落在纸页上。资料不多，也就十几页，我用手指逐行扫过密密麻麻的字，看到一行字时，指尖猛地停住。那是一段引自嘉庆年间《槐安县志》的记载，原文是文言文，下面附了白话注释。原文写着：“槐安府东南百二十里有李家庄，庄中李氏聚族而居，有祖祠曰七姑庙，祀李氏七世祖讳承业之妾某氏。某氏者，不知其籍贯姓氏，传为湖广人，善织绣，年十六归李氏，甚得宠。未及一载，承业病殁，其妻及诸妾悉殉葬。某氏有娠七月，遂未殉，然产子而殇，某氏恸哭三日夜，以绣帕自缢于产房。死后未葬，停柩于偏厦，次年七夕夜，村中忽闻产房有织机声，启户视之，见某氏端坐机前，面如生时，十指翻飞织就红锦一匹，锦上绣六瓣无蕊花。村人大骇，闭户封门，自此每夜可闻机杼声，绵绵不绝，至第七日方止。此后每七载逢七夕，村中必有异事，或鸡犬暴毙，或妇人梦魇，或闺女无故泣下。村人惧，立庙祀之，号曰七姑，每七载择一未嫁之女红衣以献，始得安宁。”我放下资料，手心全是汗。这段记载说了几件事。第一，“七姑”活着的时候确实是李家的人——李氏第七代族长李承业的小妾。第二，丈夫死的时候她怀着七个月身孕，正妻和其他妾室都被殉葬了，她因为有孕活了下来，可孩子生下来就没气了，她悲痛得用绣帕上吊死了。第三，她死后第二年七夕，有人看见她的鬼魂在产房织布，织出来的锦缎上绣着六瓣无蕊花。第四，从那以后，每到夜里就能听见织布机的声音，连响七天才停，而且每隔七年村里就出怪事，村民为了求平安立庙祭拜，每七年选一个没出嫁的姑娘穿红衣献祭。所谓“红衣以献”，恐怕不只是穿件红衣服那么简单。我把资料翻到下一页，是民俗学论文的片段，作者是省城某大学的教授，论文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他在李家村做了三个月田野调查，记录了不少口述史料。论文里有段话被我用红笔圈了出来：“李家村老人言，七姑喜红色，凡村中嫁女所着红衣、红鞋、红盖头，皆需先送至七姑庙供奉一夜，以乞七姑庇佑。村中女眷平日不得着红衣，犯之者必遭不祥。又言七姑尤喜未嫁少女的青丝与贴身的衣物，每逢祭祀，须剪取所选之女的发丝与里衣一角，焚化于庙前，谓之‘还愿’。”原来剪头发和剪里衣是这个意思——这是“还愿”，是献给七姑的祭品。我又想起窗台上那撮用红丝线扎着的头发，心里一阵发毛。剪头发是祭祀的一部分，可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窗台上？是想把我也“献”给七姑吗？我继续往下翻，在论文的注脚里看到一条更让我不安的记录：“笔者走访期间，曾于该村后山水渠发现三辆损毁的摩托车残骸，据村民称系近年误入该村之外乡人所留。所述语焉不详，似有隐情。笔者尝试追问，然村民三缄其口，唯村中一老者酒后失言曰：‘七姑不喜欢外人来。’言毕即被旁人拉走，再不复见。笔者深感此地有不可言说之秘，然囿于条件所限未能深究，谨记于此以供后来者参考。”那位教授注意到了摩托车，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但他没查下去。他跟我一样，作为外人，被李家村的沉默和回避挡在了真相外面。只不过他选择了离开，而我——我没有退路。我放下资料，看了看时间，凌晨三点。离天亮还有大概三个小时。我决定天亮之后再做一件事——去找那六个没被选中的姑娘中的一个，跟她谈谈。那些姑娘全程参与了仪式，她们知道的肯定比村里其他人愿意告诉我的多得多。打定主意，我重新靠在床头，闭目养神。窗外的风声里，我隐约听见一阵细碎、有节奏的声响，像有人在远处踩着织布机的踏板。嘎吱、嘎吱、嘎吱——每一下都踩在我的神经上。我捂住耳朵，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个在产房里坐了三百年织布机的女人。天终于亮了。

我是被一声鸡鸣惊醒的。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金色的线。我猛地坐起身，第一反应是拉开窗帘往外看——窗台上那撮头发不见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打开窗户仔细检查。窗台上干干净净，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，好像昨晚看到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。但我知道那不是梦，因为我在窗台的水泥面上发现了一道浅浅的划痕，像是有人用指甲划出来的，划痕的形状是一朵六瓣无蕊花。我拍了照，然后洗了把脸，背上包出了门。白天的李家村依然安静得不像话。我沿着村里唯一的主路往东走，路过好几户人家的院门口，特意留意了一下门墩上的雕刻。果然，每家每户的门墩上都刻着同一种六瓣无蕊花，有的已经磨损得只剩轮廓了，有的像是新凿的，线条还很清晰。这个图案就是七姑的标志。她生前织的锦缎上绣的就是这种花，三百年过去了，这个符号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李家村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走了大概十几分钟，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前。昨天晚上的仪式上，我留意到有一个姑娘被家人领走的时候，方向是往村子东南角走的。我大致记得那条路，但不确定具体是哪一户。正犹豫着，我注意到一户人家的院门虚掩着，门缝里飘出一缕青烟。那股烟的味道不像是烧柴火，带着一种特殊的香气——是烧纸钱的味道。我推开院门走了进去。院子不大，正房的堂屋里摆着一张桌子，桌上放着一个香炉，香炉前面是一碗米饭和几碟小菜，菜都是没动过的，饭上插着一双筷子，竖着的。我太熟悉这个画面了——这是供奉死人的摆法。一个中年女人跪在桌前烧纸钱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她旁边坐着一个姑娘，穿着一身素色的衣服，低着头，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。虽然看不清长相，但从身形判断，她就是昨晚仪式上的姑娘之一。中年女人听见脚步声，抬头看见我，吓了一跳，手里的纸钱差点掉进火盆里。她慌张地站起来，挡在姑娘前面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”“我是记者，昨天跟李村长打过招呼的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温和一些，“我只是想找你们聊聊，昨晚的事……”“没什么好聊的！”她的声音陡然拔高，眼神里全是恐惧，“你走，赶紧走！”“我就问几个问题，”我没有退出去，“昨晚的仪式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被选中的姑娘，今天酉时会被带到哪里去？”提到“酉时”两个字，中年女人的脸刷地白了，连嘴唇都没了血色。她身后的姑娘忽然抬起头来，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眼神看着我——那不是恐惧，也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仿佛在看着死人的、空洞的怜悯。“外乡人，”姑娘开口了，她的声音很轻很轻，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，“你家是哪里的？”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，我愣了一下才回答：“江城。”“江城的城隍庙还在吗？”我被她问懵了。江城确实有一座城隍庙，是明朝建的，现在是文物保护单位，游客不少，香火也旺。但这个节骨眼上她问这个干什么？“还在，”我说，“香火挺好的。”姑娘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像是确认了什么事情。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更加摸不着头脑的话：“城隍爷爷管不到三百年的旧债。”“什么旧债？”我追问。中年女人忽然“扑通”一声跪下了，不是跪我，而是转过身对着堂屋正上方供着的什么东西跪的。我顺着她的方向看过去，这才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画像。画像上是一个年轻女人，穿着红色的对襟袄，梳着晚清的发髻，怀里抱着一匹红色的锦缎。她的脸上没有五官——画像的五官部分被人用什么东西刮掉了，只剩下一个空白的、椭圆形的轮廓。但是她的手里，那匹红锦上绣着的花纹却画得异常清晰——六瓣无蕊花。“七姑奶奶别怪罪，七姑奶奶别怪罪……”中年女人一边磕头一边念叨，额头撞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，“他是外人，不懂规矩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……”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那张没有五官的画像，后背一阵阵发凉。就在这时候，那个姑娘忽然站了起来，走到我身边，我闻到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气。“你想知道酉时会怎样？”她压低声音，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耳朵，“酉时一到，花轿会从姑婆祠出来，四个轿夫抬着，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，每家每户都要在门口摆一碗清水。花轿到了哪家门前，清水变红了，就说明七姑找上门了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声音变得更低：“过了村西的老槐树，花轿抬上山，山里有座坟，没有碑，没有封土，只有一棵枯树。花轿停在枯树下，第二天鸡叫之前，花轿就空了。”“那姑娘呢？”我的喉咙发紧。她没有回答，只是用一种含义复杂的目光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退回到中年女人身边，重新低下了头，像是刚才那番话从来没有说过。中年女人停止了磕头，站起来推着我往外走：“许记者，你行行好，走吧，别问了。我们家小荷还没轮上，那是她命大，但你要是再问下去，七姑生气了，下一个轮上的就是她！”我被推到院门口，一只脚已经跨出了门槛，但我转过身抓住了门框：“等等，你刚才说她还没轮上——你的意思是，被选中这件事不是一次性的？一个姑娘被带走了，剩下的就安全了？”中年女人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，她张了张嘴，还没说话，她的女儿——那个叫小荷的姑娘——在她身后轻轻开了口。“不安全的，”她说，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“以前每年只选一个，献了人就太平七年。可是最近几十年不一样了，七姑越来越贪心了。上次献人是七年前，那次只选了一个。但这一次，”她顿了顿，“是第七个。”“什么第七个？”“从今年正月到现在，已经失踪六个了，”小荷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，“那些姑娘对外说的都是外出打工，但她们的家人心知肚明，是被七姑接走了。昨晚被选中的那个是今年的第七个。七个凑齐了，七姑才会消停七年。”七个。今年已经失踪了七个姑娘。那条提供线索的匿名信说的是“村里最近接连死了三个外来的游客”，可他没说村里还有姑娘在失踪。也许他不敢说，也许他觉得说了也没用，也许——他根本就没指望我能查到这一步。中年女人终于关上了门，门闩落下发出一声钝响。我站在门外，脑子里飞速运转着。七个姑娘失踪，三个外来者死亡，每七年一次的祭祀，三百年来的循环往复——这些碎片正在拼出一幅越来越清晰的画面，但画面的中央还有一个巨大的空洞：为什么？七姑为什么要姑娘？那些被花轿接走的姑娘到底去了哪里？她们是死了，还是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？三百年前那个怀着七个月身孕上吊自尽的女人，她到底要什么？我沿着村路往回走，经过姑婆祠的时候停下了脚步。白天的姑婆祠看起来只是一座普通的破旧祠堂，青砖墙面爬满了老藤，木匾上的“七姑庙”三个字在阳光下显得黯淡而陈旧。祠堂的门紧闭着，门缝里没有烛光，也没有声响。我试着推了推门，纹丝不动。门上的铜环被磨得锃亮，显然经常有人来。我凑近门缝往里看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只有一团深邃的黑暗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门缝里忽然吹出一股冷风。那风凉得不像是夏天的风，带着一股陈旧的、潮湿的气味，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底下钻出来的。风里还夹杂着一种细碎的声音——嘎吱、嘎吱、嘎吱。织布机的声音。我猛地往后退了一步。昨晚在屋里蒙着被子听到的那种声音，此刻就在我面前，隔着一扇木门，近在咫尺。那个坐在织布机前的女人，那个上吊死了三百年尸体还没烂的女人，就在这道门后面。我不信鬼神，从来不信。我是一个经历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，的框架来理解这一切——集体癔症、民俗信仰的社会功能、仪式行为对群体焦虑的缓解作用。但此刻，站在姑婆祠的门口，听着从门缝里传出来的织布机声，我第一次对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产生了动摇。织布机的声音忽然停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声轻笑。跟昨晚在晒谷场上听到的那一声一模一样，年轻女人的、清脆的、银铃似的笑声。但这一次，声音不在祠堂深处，而在门的另一边——就在我的正对面。那个东西，隔着门板，在对我笑。第四章旧债难偿我转身就走，几乎是小跑着离开了姑婆祠。走出十几米后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祠堂依然安静地矗立在正午的阳光下，像一个安详的老人。但我知道那里面有什么。李有田坐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口的一张藤椅上，手里夹着一根烟，面前的地上已经丢了四五个烟头。他的眼下有两团浓重的青黑色，显然一夜没睡。看到我走过来，他没有起身，只是抬了抬眼皮，表情像是早就料到我会来。“许记者，我以为你今天一早就走了。”“我需要问你几件事，”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，“你最好如实告诉我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把烟掐灭在鞋底上：“问吧，反正到了这一步，说不说的也没什么区别了。”“今年村里失踪了几个姑娘？”他的表情僵了一瞬，随即恢复了那种认命般的平静：“七个。昨晚是第七个。”“前面六个呢？”“被七姑接走了。”“接去哪儿了？”他没说话。我追问：“后山？那棵枯树下的坟？”李有田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有惊讶，也有一种“你果然还是知道了”的苦涩。他沉默了很长时间，然后站起来，走进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对折的纸递给我。“你看看这个。”我打开那张纸。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，纸张发黄，边缘已经卷曲了。名单上是一排排的名字，用竖排的方式从右到左书写，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年份。最早的一个名字是“李氏——嘉庆七年”，然后是“李氏——嘉庆十四年”、“李氏——道光元年”……名字一直排下来，跨越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，然后是民国、新中国成立，一直到最近几十年。最近的两栏写着“李秀芝——丙申年”、“李红霞——癸卯年”。我粗略数了数，这份名单上有将近四十个名字。以每七年一个来算，三百年间，差不多就是四十多个。“这是——”我抬起头看着李有田。“这些是三百年来的花魁，”他说，声音低哑，“就是每七年被七姑挑中的姑娘。我爷爷记了一部分，我父亲接着记，现在轮到我记了。昨晚那个姑娘叫李小芸，等我回去就把她的名字加上去。”我的手抖了一下。“花魁”这个词，在别的语境里也许是选美冠军的意思，但在李家村，这两个字意味着被一只三百年的厉鬼选中，坐上那顶红色的花轿，被抬进后山的枯树坟里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“你们就这么认了？”我把名单拍在桌上，“三百年了，四十多条人命，你们就这么眼睁睁地送过去？”李有田的脸色变了。他的嘴唇抽搐了几下，忽然一拳砸在桌子上，茶杯跳起来摔在地上，碎了。

他这反应惊得我下意识往后撤了半步。“你当我们没试过反抗？”他双眼爬满红血丝，激动得嗓子都劈了，“你当我们不想甩了她？李家村的人不是软骨头，谁乐意每隔七年就把自家闺女往鬼嘴里送？可不行啊！能试的法子全试遍了！”他喘着粗气，一根根掰着手指头数：“三十年前，村里来了个道士，说能收了七姑，在姑婆祠门口贴了九九八十一道符，结果当天夜里他自己就疯了，**着身子在晒谷场跑了三圈，直挺挺摔下去就没气了。二十年前，有个不信邪的村支书要拆祠堂，第二天一早他媳妇就在自家院里上了吊，穿的是一身红衣裳。十五年前，有个被选中的姑娘被家里人偷偷送跑了，结果那年腊月，李家村闹了一场怪病，死了十二口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死的时候嘴里塞得满满当当全是灰。”“灰？”我皱起眉，“什么灰？”“香灰。”李有田的眼眶红透了，“就是姑婆祠香炉里的香灰。打那以后我们就明白了——七姑不是只挑一个人，她要是动了怒，是要整个李家村偿命的。”原来是这样。李家村不是没想过反抗，可每一次反抗都换来更惨的下场。三百年来，他们从恐惧到顺从，从顺从到麻木，最后磨成了一种近乎朝圣的虔诚——他们开始信这一切都是命定的。